火热的年代。
提起“海瑞”二字，有人想起的是青史留名的那位刚峰先生，有人想起的是电视剧《大明王朝1566》里剑指朝廷的海笔架。
而在喜爱键政的人群中，更多人想到的则是一出戏——《海瑞罢官》。
这出戏，曾掀起过不止于文艺争论的滔天波澜。
批评《海瑞罢官》，并非批评海瑞其人，而是批判这出戏背后所隐藏的思想底色。
它的根子，从一开始就是歪的。
为官者，食朝廷俸禄，享百姓供养，恪尽职守、为民办事本是天经地义的本分，是镌刻于官箴之中的底线伦理。
怎地在这出戏里，却成了需要大书特书、歌功颂德的非凡功绩？
若依此逻辑推演，莫非贪墨枉法、尸位素餐、庸碌无为才算正常？
而谨守本分、不越雷池，倒成了值得额手称庆的罕见异数？
这无异于将“官员”二字的道德底线，狠狠地踩进泥淖之中。
更令人不适的，是戏中百姓向海瑞跪地叩谢的桥段。
他不过行了分内之责，何至于让黎民卑躬屈膝、感恩戴德？
这一跪，跪碎的不是尘土，是百姓挺直的脊梁。
跪塌的，是本就应当清晰的权责边界。
跪出来的，是深入骨髓的“官尊民卑”畸形认知。
更关键的是，这出戏骨子里传递的价值观，并非教人挺直腰杆，主动争取公道，而是诱导众生伸长脖颈、仰望青天。
盼着哪个大官良心发现，盼着老天爷降下救世主。
它不教人警惕权力之恶，不鼓励人为自身权益奋起抗争，而是将全部希望寄托于个别人的道德自觉。
这般剧情看似慷慨激昂，实则是回避制度根源，只做表面粉饰的精神麻醉，细思之下，尽是令人脊背发凉的思想牢笼。
《海瑞罢官》不止是一出戏，它自诞生之初便被卷入深不可测的政治漩涡。
恰逢天幕降临，各朝帝王得以跨越时空发声。
永乐朱棣但凡抢到评论之机，不是分享些科技野史、奇谈杂论，便是抒发些古今感慨。
某日，他不知怎的，忽然掷出一句：
“贪官污吏皆可杀，清官干臣不可夸！”
此言一出，瞬间被火热年代的某些有心人接住，化为攻讦他人的利器。
“看看，你们的思想境界，连封建帝王都不如！”
这已不止是扣上“封建糟粕”的帽子，简直是斥其为“糟粕不如”。
另一方自然不甘示弱：你骂我封建，我便拿未来的事，斥你“资本”。
须知在建国前乃至建国初期，“封建思想”是比“资本思想”更严重的问题。
而进入建设年代后，“资本思想”的危险性则跃居其上。
被指“资本”的一方驳斥：拿尚未发生的未来之事定罪，岂有此理？
被指“封建”的一方则反唇相讥：你们不也拿着从未在历史上真实有过的话来攻击我们，若无天幕，朱棣岂会说出此言？
这场争执所幸并未失控。
只因先生在天幕初现，看见天幕揭示未来后，便已明令禁止以未来之事论罪追责。
以天幕出现时间为锚点。
天幕透露锚点之前，已犯而未受惩处的过错，依律追究。
锚点之后，天幕所透露的所有事，都算“未来之事”。
无论如何，一律不得作为定罪依据。
任何人不得以“未来之罪”攻击他人。
因而，这场互扣帽子的风波刚起，便被迅速按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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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火热年代里值得细说的，不止这一桩。
比如：垃圾分类。
早在56年，我国官方文件就明确提出对城市垃圾实施“分类收集、分类处理”，着重将可回收废旧物资与普通生活垃圾分开。
此举核心目标有二：一是回收资源、支援工业建设；二是改善城乡卫生环境。
尽管在此之前，世界各地已有民间自发或地方性的分类实践。
但这确实是人类历史上，首次由国家最高层面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推行垃圾分类制度。
可惜的是，这段历史知晓者寥寥。
甚至连不少人工智能在回答“我国是否首个自上而下推行垃圾分类的国家”时，他都会明确否定，并明确告诉你我国垃圾分类最早起源于八十年代。
但当你明确给出“56年”这个时间节点，它就会从数据库中调出那份确凿的官方文件，承认你所言非虚。
不知是该叹其智障，还是该慨叹历史尘埃掩埋之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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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大事不多。
国际大事倒有两件。
其一，正是上文所述的垃圾分类理念与实践。
苏大强在自己的国度、兄弟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大力宣传推广，视作现代城市治理与社会建设的重要一环。
第二件，则是还坚挺着的郝玉米要重新评价大胡子。
此前已提及，天幕初现时，郝玉米便开始着手改善对华关系。
不知是有所领悟，亦或另有考量，在国内仍有大量保尔·柯察金存在的情况下，他直接倒逼中枢，要对大胡子时代重新评价。
这份重新评价，其复杂之处在于必须同时考量多方参与者的立场，并遵循历史评价的基本准则。
需要考量的参与者包括：
一、国内各阶层民众。
二、各加盟共和国。
三、兄弟国家。
而评价所必须遵循的核心准则，则是历史的时空维度。
即，对任何历史事件的评判，都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。
一件事若在短期内被证明是错的，当然可以定论。
但若一件事在特定历史阶段曾起过关键作用，其长远影响却复杂矛盾，便不能简单地以“对”或“错”来盖棺定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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